新时代以来，我国城乡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大幅提升，通过推动应保尽保、以用促保，抢救保护了一大批历史文化遗存。截至目前，全国共有不可移动文物76.7万处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3座、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近800个、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、历史建筑6.89万处，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综合载体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，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。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正式实施，历史文化名城、街区、村镇的保护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，使保护传承工作有法可依、有章可循。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政策举措如同“四梁八柱”，支撑起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格局，为赓续城市文脉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根基。各地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、工作体系不断完善、法规标准不断健全，助力保护传承工作落地见效、行稳致远。
坚决落实“老城不能再拆”的要求，实现从“拆城造城”到“守城护人”的转变。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。真正的城市文脉，在于以人文化育社会，在于让每个人能在熟悉的街坊邻里中安放身心、延续记忆、参与共建、培育文化。只有这样，现代化才不是与传统的断裂，而是深层呼应与创造性转化。目前，我国城市中留存的老城区已经不多了，必须严格落实“老城不能再拆”的要求，推行整体性保护、系统性保护，决不能再搞那种片内留存、片外拆除的碎片式保护。党中央提出大力实施城市更新，不是大拆大建，而是要针对老城区的“破旧”与“落后”问题深入研究，循序渐进、精耕细作地做工作，通过微改造、微更新，留存历史文脉、增进民生福祉、提升城市品质。这样才能使广大老城区居民在熟悉的、有历史有文化的环境中共享发展红利，才能实现从“拆城造城”到“守城护人”的转变，使城市真正成为有温度、有记忆、有未来的生活共同体。当居民在这样的城市更新中感受到尊重与归属，城市文脉便不再只是老旧街巷的物质留存，而是回归到以人为主体、与历史文化紧密联动的活态历史过程中。应将尚未被拆除的老城区纳入整体性保护范围，完善历史文化名城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法规制度，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。
超越短期绩效导向，转向对长期价值的培育与守护。202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“五个转变”的重要原则，为现代化城市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。要通过制度创新，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，保障居民参与权、激活社区内生动力，使城市保护与更新真正回应民生关切。那些老旧街巷中每一个转角的烟火气息、每一处院落的人情往来，都构成了城市文脉活态传承的基层支点。而无数个这样的基层支点关联起来的，就不仅是历史记忆，更是社会信任与文化认同，是传承并创新城市文脉的巨大力量。当居民在城市保护与更新中成为决策主体，而非被动安置对象，城市才真正具备了可持续的生命力。这种由下而上生长出的城市秩序，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须涵养的、彰显人文关怀的文明底色。它不依赖于大刀阔斧的旧城改造、炫酷一时的网红建筑来彰显价值，而是于历史细微之处见真章、在基层社会之角得民心。这样，我们的城市便不再是冷峻的建筑集合体，而是承载无数个体命运与集体记忆的活态有机体。这种尊重生活本身节奏的保护与更新，才能使传统与现代有足够的时间相互融合，逐渐形成既对接历史又满足时代需求的文化观念，使城市在历史积淀中持续焕发中华文明特有的人文光彩。
建立多部门及专家和专业机构联动的协同治理框架。在管理机制上，应建立住建、文物、文旅、民政等多部门及专家和专业机构联动的协同治理框架，共同参与到以社区和居民为主体的城市保护与更新实践中。政府部门应成为城市保护的倡导者、协调者和服务提供者，在尊重居民生活智慧的基础上提供必要的行政和专业支撑。规划师、建筑师应与其他相关学科专家密切合作，改变传统规划设计模式，深入街巷倾听居民诉求，将专业能力转化为赋能社区、提升空间品质和创新建筑文化的能力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、人民城市为人民，强化社区议事平台的作用，激发公众对历史环境的情感认同与责任意识，使其对待城市文脉的态度从被动保护转向主动延续。这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紧密联动的治理模式，正是实现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两者共生的关键路径，将重塑中国城市的进化逻辑，为城市文化繁荣提供必要的发展空间。
更多内容，详见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、郑州大学建筑学院特聘教授董卫文章《在保护中赓续城市历史文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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